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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前的广场协议中国上演?抛售国债给美国佬颜色看?——《时运变迁》告诉你历史的真相|牛熊荐读35期

2016年11月21日 11:23 | 浏览 | 作者:牛熊君 |

   自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单一经济体后,美国何时将被中国超越,成为一个世界性的议题。在中国国内,热点则更具体,从“中国借给了美国很多钱”到“要不要换一点儿美元”,北京的专家学者、出租车司机到各地的乡村书记,有着各自的逻辑。

编者按:今天收到中信出版社寄来的《时运变迁》,这本金融经典十几年前曾在朱镕基的安排下在中国出版过,数年前我寻找此书市面上已是绝版,联系中国金融出版社也没有再版的计划,也曾联络中信出版社的朋友推荐再版,不过这毕竟是个麻烦事,记得甚觉可惜,我只好用电子版打印部分阅读。


无独有偶,再版的译者于杰也是极力推荐此书,为推进再版此书颇费周折数年。今天摘录译者一文——今天的中国,为什么要读《时运变迁》




自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单一经济体后,美国何时将被中国超越,成为一个世界性的议题。在中国国内,热点则更具体,从“中国借给了美国很多钱”到“要不要换一点儿美元”,北京的专家学者、出租车司机到各地的乡村书记,有着各自的逻辑。

 

“二战”以后,美国之外实现快速、稳步发展的经济体,均有着鲜明的本地特色,但共性也很明显,那就是借助全球化。这个过程中,美国的作用至关重要。不同时期的后起国家,与美国间的摩擦不断,后者的地位被持续挑战。


这些摩擦中,货币事务是典型且绕不过去的环节,过去七十年,美元就一直处于“将崩溃”的预言中。期间的曲折、妥协,正是过去半个多世纪世界货币体系的演变历程,这显然不是单纯的理论和事后演绎,能够完整诠释的。

    

作为这个体系的参与者,美联储前主席保罗•沃尔克和日本大藏省前副相行天丰雄合著的《时运变迁》,以他们的亲身经历,详解了形成和维护这个体系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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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过去十几年的经济增长,举世瞩目,根本原因是参与了全球化。做一个时间坐标,前推几十年,在增长模式上,中国同西德、日本没有根本区别。


最大的不同可能在于人口,没有全球化带来的广阔国际市场,被视为中国经济增长优势的劳动力资源,包括大学毕业生,将成为严重的社会负担,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仍将会持续;被视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投资的结果将只有一个:产能过剩,一如1992-1995年间和当下的形势。


中国在国际货币事务上的参与度,不及经济快速增长时期的西德、日本。到中国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搭上全球化的列车时,浮动汇率制为基础的全球货币体系,已历经了二十多年的检验。


除了因贸易顺差过大造成美国不满而招致后者要求人民币升值压力之外,将人民币盯住美元、相对稳定的国际经济环境,使得中国没有参与国际货币事务的紧迫感,也可能是没有机会。


作为开放经济中的大国,中国的汇率政策显然会受到国际因素的影响。《时运变迁》里西德马克和日元的汇率变化,是很好的历史经验。将这些影响视为阴谋、恶意,显然有悖于国际协调的宗旨,且会带来不利的国际影响。


国内关于广场协议是“美国逼迫日元升值”的看法,深入骨髓,这种态度已经成为一个国际话题,当年参与协议的日方官员们直接否认了这种判断。


在拜访行天丰雄先生时,我也就这一问题专门请教他。他可能已经被问及了无数次,这位被称为日元大师的广场协议参与者,给出了否定的回答。他还专门讲到,日本后来的泡沫破裂,与此无关,是其国内政策失误的结果。


经济增长得益于全球化,汇率如不随国内外经济形势及时调整,后续的压力就会大到难以承受的程度。正如当下的状况:人民币汇率的政策选择,最大的可能是,美国不同意中国单方面贬值人民币,汇率上的调整要知会美。2016年美国对人民币汇率的表态及中国货币当局汇率调整的路径,也证实了这个判断。


这种状态持续的时间,取决于美方考虑到的风险的解除,比如世界市场的承受能力、美国企业在中国利益的兑付离境时间等。但汇率波动的趋势不可逆。2016年初上海G20会议不会存在关于人民币汇率的“协议”,甚至相互间的默契都没有。


就国际货币体系和美元地位,中国提出包括特别提款权在内的方案,并不可行。两位作者参与了特别提款权(SDR)的创设,其诞生更像是一个应景式的妥协。即使是今天,缺少了主权货币支持的任何超主权货币都是不现实的,商业往来的交易主体有国别属性,货币事务涉及国家主权(这不同于汇率波动)。


关于中国对特别提款权的积极态度,沃尔克认为,中国更多的是考虑了声誉问题。这个话题,由来已久,国际上的讨论热度并不高。那些去美元化的倡议,近年来却似乎强化了美元的地位和影响。


中国因外贸顺差等因素积累的巨额外汇储备,部分投资于美国国债,是双方互利的投资行为,且对中国当下的货币发行和经济增长有益,是政府最好的选择,如果不是唯一的选择的话。


美国国债市场庞大,其大部分投资者是美国居民(个人和机构)。外国政府和机构对美国国债的投资,自由进出,不存在抛出美国国债美国就崩溃的可能,也不存在这些投资拿不回来的可能。


俄罗斯、委内瑞拉这些国家的外汇储备,均有投资于美国国债。为应付资本外逃,两国不得不大量抛售美国国债,获得美元现金应付危机,美国国债市场并未受到影响。而且,当下波动的全球金融市场,美国国债是最优质的资产。


如行天丰雄在书中记录,三十多年前,当时持有美国国债最多的日本,其国内也有同样的声音,“抛掉美国国债,换成黄金,给美国点颜色看看”。所幸当时没有那样做。


沃尔克在书中提到的,日本的产业工人在退休后将依赖于美国国债产生的收益养老,如今变成了现实。


对于眼下的中国,沃尔克对我说,“中国很幸运,有那么多美元储备可用”。外汇储备会被看作国力的象征,也是维护汇率稳定的条件。不过,任何规模的储备,都无法抵抗资本外逃的压力。即便是“可以通过印钱来解决逆差的美国”(戴高乐),也会担心大规模的资本外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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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经济总量超过美国,以及中美两国谁将最终引领世界的问题,更多的取决于中国是否能够延续相对高增长的速度。有两个选择,一是按照现有模式,继续享受全球化的红利;其次是改变模式,找到新的高增长路径。


当然还有一个可能,就是美国突然衰落。溯及过往一百五十年世界经济增长推动力和引领者能力,以中国目前在全球产业链上的位置,还担当不了这个角色。


另外,国内生产总值核算的经济总量,并不代表持续的竞争力。1968年,日本超越西德成为西方第二大经济体,仅次于美国。20世纪80年代,西方风行的是“日本第一”,这种看法在《时运变迁》英文版出版时(1992年)达到顶峰,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也在随后的1995年占到美国的70%。


沃尔克在书中表达了不同看法,并在我问及中国经济前景时,再度提及二十多年前的日美经济关系。到2014年,日本/美国GDP比例已经降低到四分之一多一点儿。这有日本经济衰退的因素,同时也有汇率因素,1995年,日元/美元历史性地突破80:1。


但日本也有幸运的一面。在中国实施开放政策前,日本已经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并对外积极投资,获得了中国等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带来的红利。按国民生产总值(GNP)衡量,日本经济萎缩程度并没有国内生产总值(GDP)那么显著。同日本相比,中国的机会和条件并不具有优势。


比照美元成为全球关键货币的历史,行天丰雄在其为本书新完成的一章内容里,提出了人民币成为全球关键货币的条件。在可预见的未来,这些条件对中国而言都是很大的挑战。同样参照这些条件,美元的地位短期内无法撼动。

(本文为牛熊交易室摘编自译者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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