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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建投资功不可没, 三种力量共推中国经济神速增长

2016年08月15日 14:04 | 浏览 | 作者:邵宇 |

   

三种力量共同推动中国“大推进”策略的实施,其中战略层面由中央政府把握;战术层面上,地方政府成为具体政策的实施者;最终由国企、央企和准国企来承担释放经济增长动力的角色。


随着中国的入局,“全球化3.0”渐入高潮。但就算是中国幸运跟从了全球化潮流,如何解释经济增长如此之快呢?可能主要还是各种双轨制提供的利益空间,这是国家角度的总成本领先竞争策略,为了尽快完成经济起飞的原始积累,我们称之为“大推进”策略。同时政府以强大的资源动员能力或直接、或间接地支持生产、出口与投资,追求GDP高速增长的政策目标。三种力量在其中扮演着各自合适的角色,共同推动神速增长。


首先是在战略层面上的中央政府,本质上是国家能力的一个综合体现。现代国家能力也是一个马斯洛体系,从最基本的安全到最高级的全面发展存在着上升的阶梯结构。除了一般的法律秩序和政治稳定以外,这里同大推进策略最相关部分,就是货币和资本,购买力决定需求。


地方政府有力执行


货币作为交易的媒介,在市场化初期也是自律的产物,中央银行的主要职责是提供符合经济增长和经济货币化所需要的信用货币投放。它既可以作为交易媒介膨胀,也可以作为要素(资本)膨胀。


但无论是主观意愿还是被动投放,中央政府都做得过于成功了,长期实行宽松和放任的货币政策。这一方面体现在多年负的实际利率,成为铸币税的唯一享有者,而且通过货币供给推动的通货膨胀,形成隐蔽“税收”。另一方面就是汇率,这其实是总成本领先政策最后一道工序,也是最受到竞争对手诟病的一环,国家重商主义或者新重商主义的源头。尤其是在1994年,在完成人民币汇率并轨改革的过程中,人民币兑美元的名义汇率一次性完成了近50%的贬值,中国制造的价格优势特别明显,从而使中国对外竞争力大幅提升,出口飞速增长。


其次,战术层面上,地方政府是大推进战略具体的实施者。本质上说,地方政府是通过GDP锦标赛机制参与到增长过程中去的,处理地方与中央关系的1994分税制彻底改变了地方政府的效用函数:政府行为开始企业化,地方开始以税收、土地等优惠条件进行资本争夺,村村冒烟地形成了7000多个开发区或者工业园,更加高级的形态是形成产业集群,大量的重复和冗余投资,在提升总供给能力同时也形成了过剩产能。


此外,工业化和城市化需要大量的资金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根据财政部数据,2010年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总收入增加到了2.9万亿元人民币,相当于该年GDP7.3%


土地出让金其实是未来七十年地租的一次性获得,目的是尽快获取土地收入,同时获得银行信贷,从而迅速推动基础建设进而经营城市。


基建投资功不可没


最后,增长意图的大部分力量释放是通过国企、央企和准国企(例如融资平台)来实现。一是硬件建设,包括大多数基础设施,例如铁路、公路、港口、通信这块。不必妖魔化这些投资,在人均资本拥有量不到发达国家1/10的落后情况下,应当说这些都是发展制造业和快速城市化所必要的投资。但效率总体上可能并非很高,特别是2009年执行“扩需求、保增长”的方针,4万亿元投资、10万亿元贷款,大部分都给了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政府所属的国有企业。


二是在能源、原材料、交通、通信、金融等重要行业,中央所属企业建立了强大的垄断优势。国有企业依托占有公共资源和行政垄断地位获取了巨额利润,而这些利润又不需要向国家这个大股东分红,而是留在这些国有企业,由它们自行支配。上缴收益占国有企业利润比重只有5%左右。大部分利润又被投入到大推进的诸多建设项目或者产能中去了。


这种三位一体的完美配合就形成了一个强力刺激总供给的大推动策略,特别是其中国有企业的作用,被索罗斯等冠以“国家资本主义”的名号,因此不少人把中国的成功归结为新重商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的混合体。但其实似是而非,不管怎么称呼,它同国际资本主义不仅是发展时间、发展阶段、发展形式和发展顺序方面的差异,而是发展内涵和成果归属的问题,而这才是试金石,当然没人否认其中改进的空间仍然是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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