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构大咖专栏

中国经济实际增速低于潜在增速吗

2016年08月05日 16:37 | 浏览 | 作者:李迅雷 |

   

要区分正常潜在增长率与最大潜在增长率

 


 

经济学中有很多术语,大家千万不要看到这些术语后望而却步,其实那么多理论和公式都是建立在人为假设之上的,再复杂的公式也可以用最简单的道理来概括。为了便于大家理解潜在增长率,先给大家讲一个实例。

 

本人曾有一次要去体检了,为了让体检的指标(主要是甘油三脂等血检指标)能好看一些,我就加大了运动量,体检前一天跑了10公里。结果化验单出来后,医生看了吓了一跳,说我的甘油三脂、尿酸等指标倒还基本正常,就是肌酸激酶这个指标大约超过正常值七、八倍,这可是与心肌梗塞相关度很高的指标啊。于是马上让我做心电图,结果正常。问我是否有过剧烈运动,我说有,医生这才放心,说这个指标高是由于你剧烈运动导致的,说明你运动过量了,建议我今后不要长跑了,以快走为主。

 

不过,后来本人没有完全听医生的,还是坚持长跑,且运动心率的最高值也大大超过运动医学上建议的最大运动心率,也就是我的实际跑速超过潜在跑速。由于坚持不懈地跑步,我安静时的心率从过去的70次/分钟,降至了50多次/分钟,最大运动心率也降了下来,也就是说,通过坚持大运动量的长跑,我的心肺功能和肌肉力量都得到了改善,潜在跑速提高了,10公里的最好成绩一度达到46分钟50秒。但我平时10公里的平均跑速大约都在50分钟左右,即5分钟/公里应该是我正常潜在配速,如果再要创造新记录,估计就要服用增强肌肉力量的蛋白粉等兴奋剂了,以实现最大潜在配速。但服用这些营养剂或兴奋剂会有副作用,我跑步只是以健身为目的,何苦为了提高潜在增速而伤害身体呢。

 

举了这个例子,再来解释经济的潜在增速应该很清晰了吧。潜在经济增长率是可以变化的,它应该包括两种含义:一种是指正常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即在各种资源正常地充分利用时所能实现的经济增长率;另一种是指最大潜在经济增长率,即在各种资源取大限度地充分利用时所能实现的增长率,这就可能包含了各种经济刺激政策下可能实现的最大增长潜力,也就是用了“兴奋剂”之后的潜在增速。但这些经济刺激政策会对经济产生副作用,故对潜在增速的确定需要充分考虑资源的约束条件及利用效率。

 

就像肌肉力量、肺活量和心脏功能三者决定长跑的潜在配速一样,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主要由劳动力、资本和技术进步这三大因素决定。过去中国经济增长率长期达到两位数,主要靠廉价劳动力的供给、引进外资和国外先进技术。如今,中国已经成为制造业大国,劳动力成本上升、资本过剩、技术进步放缓,从而导致了潜在增速的下降,这一判断恐怕没有争议。有争议之处在于,当前究竟是潜在增速低于实际增速,还是高于实际增速?

 

认为潜在增速高于实际增速的,其逻辑是目前通货紧缩,设备利用率低于70%,这就表明总需求小于总供给,表明经济的增长潜力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因此,就应该刺激需求,从而提高实际经济增速。具体建议是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避免中国经济由于通缩导致硬着陆。

 

但我的理解是,今年上半年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增速都已经超过20%,国有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达到23%,财政支出的增速是财政收入增速的两倍以上,这分明是“服用兴奋剂”的刺激经济手段。也就是说,中国目前实际增速,应该是超过正常的潜在经济增速,但肯定低于最大潜在增速。最大的潜在增速只是理论上可以实现,如一般轿车的最大时速为250公里,但高速公里的最大限速是120公里,你不能因为没有开车时速没有达到250公里而认为速度还应该加快啊,理论上的最大速度,会由于各种要素条件的约束而无法实现。我们现实的衡量标准是,实际时速高于120公里,就属于超过潜在增速,车速过快了。

 

坚持认为中国经济的实际增速低于潜在增速的,估计都是把最大潜在增速当成衡量标准了,但这是毫无意义的。比如,有人经常会把发达国家居民的人均消费量作为扩大产能的依据,但作为接近14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与人口不多的发达国家往往不具有可比性,比如,人均机场面积就不具有可比性。不少学者或把落后看成是增长潜力,按此说法,非洲的贫困国家潜在增长率就应该最高,但现实并非如此,经济的潜在增速还是要取决于生产要素的供给情况。

 

 

 

长期实行“赶超模式”导致实际增速超过正常潜在增速

 


 

从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的定义出发,推导出实际增速低于潜在增速的结论,其错误在于没有认真分析产能过剩、库存增加或通缩的起因和根源。如果认为设备利用率下降是潜在增速高于实际增速的依据,那么,为了不可以从设备利用率下降推导出是因为无效供给过多使得经济结构扭曲,从而导致潜在增长率下降呢?

 

当前我国要推进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逻辑就是要通过改善供给的要素及结构,从而提高经济的潜在增速。如果经济的潜在增速高于实际增速,那么,只要刺激需求就可以了。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通过高储蓄、引进外资来不断增加投资规模,这对于前期经济的高增长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即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资本形成的占比一直非常高,至2014年,仍占到46.7%,是全球各国平均水平的两倍以上。

 

由于资本形成总额等于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加上存货增加部分,这么多年的经济高增长累积下来,自然会导致资本过剩和库存增加。中国之所以要把GDP增长率作为经济发展的主目标,是由于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经济发展缓慢导致落后。为了实现经济的跨越式增长,缩小与西方国家的人均GDP差距,中国长期实行经济赶超模式,为了让GDP维持高增长,就不得不采取投资加杠杆的方式,导致政府和企业的债务规模越来越大。因此,GDP的高增长实现了,但过剩产能、高库存和高杠杆的不良反应也出现了。如果把赶超模式下导致的过剩产能当成经济潜在增速大于实际增速的依据,就属于自相矛盾了。

 

事实上,我认为从2010年之后,中国经济步入库茨涅兹周期的下行阶段,也就是经济的潜在增速会持续下降,对这一结论似乎争议不大。但我国已经确定了到2020年GDP翻番的目标,这才是实际经济增速大于潜在增速的逻辑,尽管我并未推算正常的潜在增速究竟是多少。从我国这些年来公共部门债务高增长来看,它反映了实际增速超过潜在增速所付出的代价。这仅仅只是财务意义上的成本,如果再考虑环境污染等问题,则代价更大。

 

 

 

究竟应该采取什么对策

 


 

对潜在增速是否高于实际增速的不同判断,会影响到政策的选择。如认为当前实际增速低于潜在增速的,那就会把政策的重心放在需求侧,或刺激投资需求,或刺激消费需求,如有学者建议增加基础设施的投资。

 

我认为,GDP只是一个预期性指标(政府提出、中央认可、人大批准的五年规划就是这么定义的),而不是约束性指标,它只是反映经济活动的结果,而非目标,因此,今后应该淡化GDP,同时强化就业率和环保等约束性指标。

 

只要能够维持充分就业,或者把充分就业作为最重要的目标,并为此安排相应的对策,就不必太关心GDP的高低了。中国在2009年以后之所以出现债务高增长,就是因为过于注重GDP这一目标了。如中国的货币扩张主要是靠国有商业银行,债务膨胀主要是在地方政府和国企;而美国的货币扩张主要靠美联储,债务主要在联邦政府和居民部门。政策实施的机理不同,必然导致结局不一。这也就是为何中国要推行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的原因,如果还是通过需求侧的扩大来实现稳增长目标,那么,我对于去杠杆、降债务的前景就没有那么乐观。

 

中国当前的产能过剩,显然与投资刺激的力度过大、消费刺激的力度过小有关。在无效供给过多的同时,有效需求不足问题同样存在,这又与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速下降有关,与贫富差距过大有关。因此,除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五大目标之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及与之相关的财税体制改革也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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